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為陳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不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這一條款為圖書館的合理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據。然而，法律條文的抽象性與現實場景的復雜性，使得這一“合理使用”的邊界需結合具體案例與司法實踐進行深入剖析。

一、合理使用的核心要件

從法律文本出發，圖書館復制館藏作品構成合理使用需滿足的三大核心要件：其一，復制目的必須嚴格限定于“陳列或保存版本”，例如修復因自然損耗而瀕臨損毀的古籍、保存因技術迭代而面臨淘汰的存儲介質等；其二，復制對象必須為本館合法收藏的作品，不得涉及其他機構館藏或未授權作品；其三，復制行為不得與作品的正常使用相沖突，亦不得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例如，某圖書館將館藏絕版書籍進行數字化備份，僅用于館內局域網供讀者查閱，且未提供下載服務，此行為即符合合理使用的構成要件。

二、合理使用的司法實踐平衡

為應對數字時代的挑戰，司法實踐逐漸形成了一套“技術措施+利益分配”的解決方案。例如，《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七條明確規定，圖書館通過信息網絡向館內讀者提供數字化作品時，需采取技術措施防止作品被帶出館舍復制與傳播。此外，部分圖書館嘗試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向作者分配費用，以平衡傳播者、使用者與作者三方的利益。例如，某高校圖書館在提供數字化館藏服務時，與作者簽訂授權協議，約定按使用次數支付版稅，既保障了讀者的知識獲取權，又維護了著作權人的經濟權益。

三、未來合理使用的展望

面對數字技術的持續迭代，圖書館復制行為的著作權邊界仍需進一步明確。立法層面，可借鑒國際經驗，擴大“合理使用”的適用范圍，例如允許圖書館在特定條件下向館外讀者提供數字化館藏作品，但需嚴格限定使用場景與技術措施；行業層面，圖書館應建立完善的內部管理制度，規范復制行為與傳播范圍，同時加強與著作權人的溝通協作，探索多元化的授權模式。例如，某省級圖書館與本地出版社合作，建立“數字館藏共建共享平臺”，既豐富了館藏資源，又保障了著作權人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