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國而言，雖然現行法律沒有在立法層面對停止侵權救濟的限度作出明確規定，但地方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經過不斷的探索，總結出了初步的適用規則。

1.公眾利益。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侵犯專利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六條，為了國家和公眾的利益，人民法院可以不責令被告人停止訴訟，但責令被告人繳納合理費用。在某些情況下，地方法院還限制為公共利益適用禁令，法院沒有根據對被起訴產品的公共性質的分析下令暫停有關專利。在這些情況下，被指控的侵權產品(脫硫設施、碼頭玻璃幕墻、高架橋)與有關專利的技術解決方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旦侵權行為被叫停，就必須拆除或關閉整個設施，這將直接對公眾利益產生重大影響。

2.權利人和實施人利益的平衡。 

除了公共利益之外，引入相稱性原則的最重要考慮因素在于禁令給執行者帶來的與權利人利益相關的不成比例的困難，即需要考慮權利人和執行者之間的利益平衡。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關于當前經濟環境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更廣泛背景的意見第15條中指出: “如果終止會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實質性利益失衡，或者會違背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實際上不可能強制執行，當事人的利益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衡量，可以采取更充分的補償或者經濟補償等替代措施來解決糾紛，而不需要終止判決。”

事實上，雖然專利侵權案件中直接適用該規則裁判的案件較少，但在著作權侵權案件中，對雙方當事人利益平衡的考量已有較多體現。這可能是由于在某些著作權侵權案件中，涉案內容往往僅占被控侵權作品的一小部分。通過金錢賠償能給予權利人足夠的救濟，但是直接下架整個被控侵權作品對被控侵權人造成的影響將是巨大的，二者間明顯不平衡。這一情形和目前專利密集型產品中的專利侵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諸如通信、汽車、物聯網等技術領域中，涉案的技術方案往往只涉及整個被控侵權產品諸多功能中的非常微小且不顯著的一部分，甚至于用戶幾乎不會使用到，其價值往往十分有限，但一旦頒發禁令帶給實施人的損失卻是毀滅性的。